第十集  人生价值

养天地正气

法古今完人

我们常常看到这幅对联，上联讲的是养德，下联讲的是做人。养德的最高境界是天地正气，做人的最高境界是今古完人。

中国传统的理想人格是有道德、有智慧、有勇气，也就是孔子讲的“智、仁、勇”，三个天下之达德也，而且是以道德统率知识，强调真和善的统一，努力臻于至真至善的圣人境界。孟子进一步发挥，提出在自我修养方面要“养吾浩然之气”，成为“富贵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，贫贱不能移”的“大丈夫”。到汉魏时代，人生价值观增添了道家理想，“天人合一”，最高境界是“内圣外王”。宋明理学兴起，强调为人世服务，通过“立德、立功、立言”这三不朽事业，从士到君子，成圣贤进而建树自己的道德标杆，实现人格价值。

周易说：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、“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”。

孔子说：“君子之道三……仁者不忧，知者不惑，勇者不惧”。《论语·宪问》

曾子说：“可以托六尺之孤，可以寄百里之命，临大节而不可夺也，君子人与？君子人也。”《论语·佘伯》

孟子说：“居天下之广居，立天下之正位，行天下之大道。得志，与民由之；不得志，独行其道。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此之谓大丈夫。”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

“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，致广大而尽精微，极高明而道中庸。温故而知新，敢厚以崇礼。是故居上不骄，为下不悖，国有道其言是以兴，国无道其默是以容。”《中庸》

“太上有立德，其次有立功，其次有立言，虽久不废，此之谓不朽。”《左转·襄公廿四年》

中国古代文化指出：每一个人，首先要学会做人，会做人了，然后可以去做事，去做官，去建功立业，这就叫“学而优则仕”。做人就是德，“进德修业”。这方面最有力的例子是颜回，他是孔子的大弟子，克己复礼，心不违仁，好学精进，安贫乐道，“不迁怒、不贰过。”孔子赞曰：“贤哉回也！一箪食、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，贤哉回也！”问他志向，他说“愿无伐善，无施劳”《公冶长》德业精进到如此境地，故虽然他并没有建树多少业绩，也没留下多少文字，三十二岁就死了。但他的德行高洁，人格完善，被尊为亚圣，是万世楷模。

如实现人生价值，建立“三不朽”业绩，古今圣贤们都把自己的生命意义发挥的淋漓尽致，或死于忠，或死于孝，或死于义，或死于道，什么时候应当死，什么时候不应当死，都有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。这就是一个神圣的生命承诺。孟子说：“生，我所欲也；义，我所欲也。两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者也。”

荆轲要去刺秦王时，需要有一个接近秦王的机会，于是就去找樊于期。樊于期是秦国的将军，当时因反对秦王，逃到燕国，秦王发出追捕令，大索樊于期的人头。樊于期不等荆轲说明来意，就说：“我明白您的用意，刺杀秦王是我们共同的责任，请把我的头拿去吧。”一剑就把自己的头割下来。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”荆轲带着朋友们的寄托，挥着一腔悲气，出发了，走上了不归路。

反过来，司马迁为什么忍辱偷生，作为一个学贯天人，仁智勇兼备的圣贤，在受到宫刑的奇耻大辱之后居然还不肯死，为什么？是因为他的人生使命还未完成。他肩负着先人的寄托，要用自己的一支笔，记载下华夏民族亘古以来的国史，建树前所未有的文脉。

他在给朋友的《报任安书》中表明心迹：“所以隐忍苟活，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，恨私心有所未尽，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世也。古者富贵而名磨灭，不可胜计，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。盖西伯拘而演《周易》，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；屈原放逐，乃赋《离骚》；左丘失明，劂有《国语》；孙子膑脚，《兵法》修列；不韦迁蜀，世传《吕览》；韩非囚秦，《说难》、《孤愤》；《诗》三百篇，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。此人皆意有所郁结，不得通其道，故述往事，思来者。……仆窃不逊，近自托于无能之辞，网罗天下放失旧闻，考之往事，稽其成败兴坏之理，凡百三十篇，亦欲以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。草创未就，适会此祸，惜其不成，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。仆诚已著此书，藏之名山，传之其人通邑大都，则仆偿前辱之责，虽万被戮，岂有悔哉。”

在民族危亡的抗战时期，中华民族道德的力量得到极度的展现。如：张自忠将军一战于淝水，再战于临沂，三战于徐州，四战于随枣……直至以身殉国。周恩来祭曰：“张上将之殉国，不仅是为抗战树立了楷模，同时，也是为了发扬我国民族至大至刚的气节和精神。中国历史上，多少伟人名将，在抵御外族侵略时，杀身成仁，临危受命。张上将之殉国，便是发扬了这种民族气节的传统，每读张上将于渡河前亲致前线将领及冶冶安将军的两封遗书，深觉其忠义之志，壮烈之气，直可以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！”

当国土大都沦丧，文脉西征的时候，清华大学的陈寅恪大师拼着双目失明的代价，写出《隋唐史稿》，说：“国可以亡，国史不可断，只要国史在，国就不会忘。”马一浮大师在流亡途中办起“复兴书院”，从泰和到乐山，一路搬迁，一路阐发中国的文脉道统，培养民族文化的脊梁。大师们这种“富贵不淫、贫贱不屈、威武不移”的道德是终生奉行的，被称为“新儒学三圣”的梁漱溟、马一浮、熊十力以及陈寅恪、黄宾虹等以国学为己任的大师，可以在五十年代被错误打成右派，可以在文革年代挨批斗，以至于死地，但他们至大至刚的气节却永不会动摇。正如曾子所说：“可以托六尺之孤，可以寄百里之命，临大节而不可夺也，君子人与？君子人也。”

尤其需要后人永远追思的是清华园里的王国维大师，学贯中西，学问无涯，从哲学、文学、美学、史学到古文字学，上至上古，远到边陲少数民族，都有开创性宗师级的学术成果，八国联军打进来了，国内战争爆发了，外侮内乱，使中国文脉游丝一息，为了忠、孝、节、义，他以身殉道，自沉于未名湖，年仅五十七岁。临终遗言是“义无再辱”！一颗五百年难遇的旷世文星这样早早流逝，给后人留下的是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。

在新中国，这种传统还在艰难的延续着。比如，彭德怀元帅目睹共产风饿死人的场景，抱着“我为人民鼓且呼”的忠愤，上了万言书，被打个永世不得翻身。后来批判“海瑞罢官”的时候没有说错，他的确是当代的海瑞，吴晗先生的文人气节也可以因此不朽了。

又如陈毅元帅，在国家内乱时拍案而起，被打成“二月逆流”，真可谓“疾风知劲草，板荡识忠臣”。当代人物画家黄永厚为表达对彭、贺、陈诸帅的敬仰之情，画了一幅《磨斧深谷》。(画面)

道德决定人生，人生体现道德。